家庭是組成一個社會的重要單元，是維繫社會凝聚力及促進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。家長作為家庭的頭，其角色的重要性（無論是對子女，或是對整體社會）是不容置疑的。家長的角色既然如此舉足輕重，那麼，誰是（或誰可以成為）孩子的家長便顯得重要。以下將透過美國的狀況，探討誰是家長對孩子福祉的影響。
在香港，除了結婚生子外，某人可成為一名孩子的家長，較普遍的還有三種情況。第一種情況是純血緣關係，即父母在未婚的情況下誕下孩子。[1]第二種情況是某人雖然與孩子沒有血緣關係，但與孩子的父或母有婚姻關係，例如，某人是一名孩子的繼父或繼母；或是妻子利用人工受精產子，縱使精子並非來自丈夫，但丈夫仍是孩子的父親。[2]第三種情況是一對夫妻共同領養一名孩子。
今年3月國立台灣大學機械系舉行的入學試的考題中，提到「家庭是由一男一女、一夫一妻組成」，有學生因對考題不滿而向教育部投訴。教育部認為，現在國際趨勢，家庭組成不見得是「一男一女、一夫一妻」，多元成家觀念已普遍被接受，機械系的考題不合時宜。[1]教育部於是判定機械系違反了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(《性平法》)，向台大罰款三萬元，並要求台大教授參加性別教育課程。《性平法》第13條規定，學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性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差別待遇。
較早前，平機會發表公眾意見調查2015時引述「康文署答應會改裝殘疾人士專用廁所成『中性廁所』，方便讓跨性別人士使用」。香港復康聯盟發表聲明，反對改裝殘疾人士洗手間（俗稱「殘廁」）成「中性廁所」，讓跨性別人士使用。一般廁所的設計，未必能切合個別人士的需要，而殘廁的設立，就是為滿足殘疾人士的特別需要。當然，社會上可能還有其他人士，在使用一般廁所時存在困難，例如跨性別人士，或簡單如父親（母親）需帶年幼的女兒（兒子）入廁所。在有限的社會資源下（尤其是香港地少人多），如何能滿足不同人士對使用廁所的不同需要，確實是一個基本而重要的課題。
美國最近有兩件案例都是與「性別」的定義有關的。第一件，聯邦地方法庭裁定，涉及校園內的性別歧視的法例中，「性別」不包括「性別認同」，故此，跨性別學生不能以性別認同歧視為理由，要求使用異性的設施（如廁所等）。第二件，聯邦上訴庭裁定，涉及工作間性別歧視的法例中，「性別」不包括「性傾向」，故此，雇員不能以性傾向歧視為理由控告雇主。
以上兩個判決，重新確立了法律詮釋的原則，某程度上阻止了政府或有關人士，試圖通過擴大現行法例中的「性別」的定義，變相訂立性別認同及性傾向歧視法例。另一方面，兩個案例亦同時警惕大眾，防備法律詮釋被濫用並作為借口，繞過正當的立法途徑去訂立新的法例。
本社較早前發表的兩篇文章[1]提及，加拿大卑詩省的律師公會（LSBC）及安大略省的律師公會（LSUC）拒絕認可聖三一西部大學（TWU）擬開辦的法律課程，理由是TWU要求學生所遵守的行為守則（禁止夫妻之外的性關係），與兩個公會所維護的公眾利益有所抵觸。TWU不服上訴，卑詩省的法院判處TWU勝訴，而安大略省的法院則判處TWU敗訴。
一間商業機構，會因應社會裡的一些需求而尋找商機，每間機構都會有自己的市場定位，以便運用其有限的資源去為目標客戶提供貼身的服務。但作為一個營商者，大家有否想過，你會被迫去滿足某些人的需求呢? 以下例子值得大家引以為鑑。
聯合國的《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有保障宗教自由的條文，但該條文同時指出宗教自由不是沒有限制的，宗教自由的行使受公眾利益及其他人的自由與權利所限制。最近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律師公會，以相關法例中“公眾利益”為理由，拒絕認可一間持守基督教信仰實踐原則的大學所開辦的法律課程。由於相關法例沒有定義何謂“公眾利益”，令人關注籠統的“公眾利益”容易成為打壓宗教或其他自由的借口。
2016年6月30日，美國密西西比州（密州）地方法院發出禁制令，禁止密州實施已由密州國會通過的保障良知自由的法例（Protecting Freedom of Conscience from Government Discrimination Act，簡稱PFCA）），理由是PFCA違反了美國憲法第一修訂案的宗教中立條款（Establishment Clause）及第十四修訂案的平等保護條款（Equal Protection Clause）。[1]這案件是繼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的同性婚姻案件後，法庭再次以維護憲法為借口，推翻立法機關所通過的法例，嚴重攫奪了人民通過立法機關制定法律的權利。另外，負責判案的法官Reeves之前曾任職一間爭取LGBT權益的機構 （ACLU），[2]由於本案亦涉及LGBT權益，故由Reeves審理本案存在角色衝突，其審判的中立性存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