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國的政治制度是不少國家爭相仿效的對象，美國以「聯邦制」處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；以「權力分立」將行政、立法及司法三大政府機關分開並且互相制衡，防止政府濫權，影響人民利益。不過，今次美國最高法院就同性婚姻的裁決，由九位法官以五票對四票輕微多數，裁決同性婚姻受美國憲法保障，並強制全國五十個州的人民必須遵從。不過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卻狠批這是將決定同性婚姻的問題「從人民手中奪取來」。[1]
「反對由九個法官決定一個社會制度」是不少人對是次判決的立場，不過這句話卻惹來「不尊重法治」、「不懂司法獨立」等批評。要理解這些說法是否成立，我們最好的方法是從美國的政治制度說起，並從同性婚姻一案思考判決和美國政治制度的互動關係。
「全民公投」、「立法修訂」與「司法覆核」(Judicial Review)是世界各地通過同性婚姻的三大途徑，當然每一個地方都有各自的政治、宗教和文化背景，以下將會簡單分析數個已通過同性婚姻國家的背景，讓讀者參考，並了解當中相通之處，引以為鑑。
政改否決後，特首梁振英表示會專注於民生事務上，有評論認為這是為了建制派於未來的選戰和特首連任準備。不過，不理會政制發展，單靠政策是否就能處理好民生問題呢？對普羅小市民來說，民生問題或許並非陳義高深的社會政策，也不是那些繁重的經濟數字，而是有片瓦棲身、有地方可買餸、有一口可安心飲用的自來水。衣食住行每一件生活的瑣事，究竟哪一項和政治無關？
梁特首在競選特首時曾給香港人一個解決房屋問題的願景，可是三年以來，我們看到年青人仍然為片瓦問題而推遲結婚年齡，公屋輪候冊更突破廿七萬，「港人港地」政策流於空談，土地供應遠遠落後於房屋的需求量。套用特首的思路，房屋問題源於土地，政府曾提出增加土地的方法，可是卻一一被社會人士反對：東北發展被保育人士反對；發展郊野公園被環保人士反對；「港人港地」被既得利益者反對。政治，當然不能一下子處理所有這些問題，但民主的選舉卻讓市民能夠以選票決定政策方向，為政府提供認受性，為政策減低阻力。
11月初，平機會主席周一嶽醫生對傳媒放風，表示在《性傾向歧視條例》立法的問題上，看不到理據認為教會可以提出豁免，並指平機會不會主動提出豁免，假如「樣樣嘢都豁免」，法律會淪為無效；他又指教會應該改變對同性戀的態度。不過，在10日後，當「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」到平機會請願時，他卻又一次「轉軚」，指「容許某些宗教團體有某些豁免」；但豁免的地方，是就業還是教會環境裏，這方面「就要教會自行決定」。
家校團體針對的明明只是立法後所造成的「洗腦」效應，恐怕下一代被逼接受像外國一樣的「同運洗腦教育」，但周主席卻將所有反對的聲音都視為宗教團體的教義問題，這完全是混淆視聽，扭曲反對意見，以為社會上只有宗教團體反對立法。
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在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上表示劏房「有存在價值」，這番言論引來社會一片嘩然。可是，在群起而攻之的背後，其實副局長的言論或多或少反映了香港基層住房的悲涼現況。
近年樓價颷升，帶動私樓租金不斷上揚，就連劏房的租金亦不能倖免，據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的調查顯示，一個位於深水埗的劏房單位的呎租竟高達34元，足可媲美豪宅[1]。可是，高昂的租金並未能換來舒適的環境，這些劏房多位於舊區的唐樓，由一個大單位「劏」成多個附設廁所的小單位，每個面積只有約60呎，僅僅可放下一張床。更甚者，不少單位是被非法改建，內部的主力牆被拆去，地台被升高用作鋪設喉管。這種改建方法不但危害到樓宇的結構，更嚴重影響住客的安全。